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胡适、李敖等人的“全盘西化论”，晚清民国时期，中西文化论战出现了两次高潮，第一次论战的高潮出现在1915至1923年，第二次则出现在1934年至1937年。1961年，李敖发表了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一文，又在台湾岛内掀起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的小高潮，这次论战是前两次论战的翻版与延续。
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论战中，胡适、钱玄同等人，甚至提出了一些过激的言论，比如“废孔学，不可不先废汉文”、“汉字不灭，中国必亡”等等。
下面，我们来详细梳理一下，自明末清初以来，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。
明朝万历年间，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兴起，欧洲的科学技术知识与学术思想也开始传播到中国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中国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，中国的士大夫一接触到西方的数学、几何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物理学等知识，无不感到惊叹，对于西学，当时的中国士大夫立刻产生了两种态度，一种态度是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西学的源头，找到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西方的数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等相关知识的类似记载，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，这些知识原本是起源于中国的，只不过后来在中国失传了，西方人反将其发扬光大，这就是著名的“西学中源”论，这种态度还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。另外一种对待西学的态度，就是盲目排外，主张在中国学术领域排除西学的影响，直至主张彻底清除西学。
“西学中源”论因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支持，而得到了上层士大夫的赞同，从此以后，西学得以在“中源”的庇护下，继续传入中国。
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，因雍正、乾隆年间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一度中断，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以更加猛烈的趋势传入到中国。明末清初之时，西方的科学文化和学术思想，还只是在中国士大夫与皇帝中间流传，影响面十分的狭窄，大部分的西方书籍与科技发明在深宫之中尘封了百年之久。
1840年以后，西学开始广为人知，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，兴起的洋务运动，进一步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，这个时候，中国人甚至主动去国外留学，主动翻译西方的书籍，那么如何解决中西文化的冲突呢？洋务派官员提出了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主张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实质上就是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，这种主张与“西学中源”论如出一辙，目的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，以求用，康熙皇帝学习西学的目的，其实也是为了“用”。
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彻底破产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学术观点在1895年之后，受到普遍的质疑，随之而来的就是“全盘西化”论。
1915年至1923年，陈独秀与辜鸿铭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，掀起了中西文化论争的第一次高潮，辜鸿铭认为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，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，迷乱了人心，他在辛亥革命之后，坚持穿长袍、马褂，梳辫子，而且还纳妾，主张“一夫一妻多妾制”，认为女人缠足也很漂亮，而对西方女人开放的穿着打扮，极尽讽刺之辞，为此还和外国人发生了争执。
胡适、鲁迅、陈独秀、钱玄同、蔡元培等人则主张“打倒孔家店”，反对儒家的伦理道德，反对继续使用文言文，主张用新文化取代旧传统。
陈序经“全盘西化”的论调一经提出，立刻引起了争论，有人反对，也有人支持，胡适就是“全盘西化”论的支持者之一，胡适说他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观点，但因“全盘西化”之“全盘”这个词容易引起人们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，主张把“全盘西化”说成是“充分世界化”。
1931年掀起的这场中西文化争论，持续到了1937年，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救亡图存，抗战御敌才是当务之急，文化界再也不能为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作无谓的争论了。
其实，西方近代文化能够兴起并蓬勃发展，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西方近代的文官制度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、航海造船技术，为西方的文艺复兴、新航路的开辟奠定了一些基础，启蒙运动时期，欧洲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甚至主张欧洲人要学习中国文化，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欧洲人以羡慕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化呢？因为此时的中国远比西欧国家要繁荣昌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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