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甲骨文外，商代还出现了一种文化价值同样重要的文字，那就是金文。所调金文，是指铸刻在金属上的文字，当时青铜器是最主要的金属器皿，因此金文特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。青铜器是商周时期的主要礼器和乐器，钟为乐器的代表，鼎为礼器的代表，“钟鼎”是青铜器的代名词，因此金文也称为“钟鼎文”。金文的这一称呼则是因为所谓青铜，就是铜和锡的合金，周以前把铜也叫金，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“金文”或“吉金文字”。
中国在夏代就已进人青铜时代，但是青铜器的生产和制造技术还不普及，商代时已经出现了金文，但数量仍然较少。进入周朝，青铜的冶炼和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十分纯熟，这就为金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，也极大地促进了金文的镌刻，金文至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。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姬诵时的《令舞》有187个字，第三个帝王康王姬钊时的《大孟鼎》有291个字，到第十二个帝王宣王姬靖时的《毛公鼎》，金文已经出现了499个字。
青铜器皿体积越铸越大，文字也就越造越多，这正是时代前进和社会进步对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。据考古人员调查研究，现已发现的周代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三四千件。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、金文专家容庚先生著的《金文编》一书中收录不重复的金文单字总数在3000个以上，已考释出来的有1800多字。青铜器原本是奴隶主贵族用来祭祀和宴饮时使用的器皿，也作为日常用具之用，后来青铜器的功能逐渐专一化，成为专供祭祀和饮宴使用的彝器和礼器。
在其上铸刻铭文，是为了记载庆典和典祀，镌刻祖先阴德，歌颂将士征战沙场的战功，赏赐重臣，诸侯之间订立盟约，训造百官等。周代人们对于鬼神的敬畏程度有所下降，所以甲骨卜辞也就逐渐让位于金文了。周代文化在般商文化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进步和发展，典籍文物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多，内容方面也更为丰富多彩。虽然金文沿袭了甲骨文的字形和造字法，但在结构、笔画上又出现新的特点：
其一，从文字的进化程度看，甲骨文象形的特征较为明显，字形繁复，而金文则土较简单，此外甲骨文中象形字的笔画随意增删，异体特多，而金文则比较一致。其二，从使用工具上看，甲骨文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，因此甲骨文的笔画细硬，笔触锐直多棱角，不可能出现墨团类的肥笔，需要填实的部分一般都改用勾廓。同时，转折也很难圆转自如，一般都重新起笔，写成方折的形体。
而金文绝大部分属于范模浇铸，即先在范模上刻字，然后再进行细加工并美化，因此即使笔画写得很细，浇铸出来也会成倍地变粗，并且出现肥笔，所以金文笔画宽粗，笔触圆润，少棱角，转折处的过渡也很圆浑，不带棱角，结体浑厚，而刻字因两端有进刀和收刀，所以线条比较尖细。其三，甲骨文行文程式不统一，或从左到右，或从右到左，略显杂乱，阅读起来有一定难度；金文则有固定的相对工整的行款，有的甚至有画好的方格限定字的大小和位置，如《颂壶》《小克赋》。
由此也可以得知，方块字的汉字书写习惯在西周时期已经开始逐渐形成。其四，甲骨文中形体结构尚未定型，异体字较多，字形并不规范，书写过程更接近画图，正写、反写、侧写、倒写，都有可能出现，结构搭配和部位组合也是随心所欲，任意而为；而金文是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，这些青铜器在西周时期主要是王室使用的器皿，工匠们在制作的时候一定是谨慎小心、不容滥造的，因而文字的形体、笔画也就较为规范整齐，因此在书写上比甲骨文更为规范。
其五，甲骨文中形声字数量较少，而金文中形声字数量已经有了明显的优势。金文已经开始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创造形声字。这一现象也就证明，文字的发明创造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，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。在古文字发展史上，金文虽不如甲骨文一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，但是因为其书写更加规范，体例更加纯熟，也为汉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此外.金文的出现反映了周代文化在继承中创新的历史面貌。
汉字在发展过程中，其结构和笔画均依照人们的思维定式良性有序地发展，其记事功能逐渐清晰可辨，并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。与此同时，汉字的美学意味也日渐凸显。汉字的书写材料从龟甲或兽骨转向青铜器，也促进了文字风格的转变，开始显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和特有意味。金文中多次提到“德”，如“孔德”、“菇德”等，这充满了奴求制社会的伦理色彩；而金文更多地提到“孝”，如“追孝”、“享孝”，也证明商周时期更加注重血缘宗族关系。
